图中是河南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一对母子，他们只能躲在社会角落。（郭现中/图）
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地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年2月末的一天，21岁的年轻人孙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嘴上笑，心里也笑，第一眼看见女儿，他就自信，他的孩子比所有孩子都健康。但看着护士扎了一下孩子的脚跟，取了几滴足跟血拿去化验，心里又提了一下，阴影浮上心头。陈晓是孙明最好的朋友。孙明说，看着自己成家，陈晓心热。看起来是这样，在女儿出生11天后，孙明就去参加了陈晓的婚礼，后者刚满20岁。同一个县城，何新安排自己的父母和女朋友的父母见了面，正式定亲。饭桌上，他笑着和女朋友一家说，放心放心，定了亲，我也跑不了啦。年的冬春之际，对几个年轻人都有着不凡的意义。恋爱、婚姻又或者血脉延续，当然普通得不值一提，但在十余年前，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能活到今天。
1意外活到今天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场以“血祸”命名的艾滋病感染潮中，孙明、陈晓、何新都是受害者，他们曾有着一个一致的名字——艾滋病感染儿童。在河南上蔡县，他们的家乡，10年前的大普查后，据智行基金会统计，像他们一样的“艾滋儿童”有近人，超过全国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当年，医生说，这些孩子大多难以活过10岁。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的生命一度摇摇欲坠。1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幸存者们却长大了。十余年前，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躺在床上，衰朽和死亡像烟尘一样弥漫，大人脚边，那些同样感染了的婴儿、幼童，他们消瘦、阴郁，身上起着脓疮，也到了发病的边缘。孙明的记忆里有一张病床。那是村里的卫生室。里面躺满了输液的艾滋病人。他和母亲各占一张床。在那个以卖血致富的年代，他的母亲毫无意外成为其中的一员，重复使用的针头、消毒不彻底的采血，让她毫无意外地成了感染者。通过母婴传播，孙明也感染了病毒。何新也是这样，父母早年的卖血经历，让他们一家五口，在一夜间被“一网打尽”。陈晓可能更倒霉些，他的父母都是健康人，小时候生了病，去乡里的卫生院打针。因为卖血热，当时正是血多得用不完的时候，医生说输点血可以增强免疫力。陈晓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老年得子的欣喜让他加倍宠爱自己的孩子，陈晓就这样感染了病毒。这是一段差点摧毁村庄的历史。河南全省，38个有艾滋病人人以上的村子，上蔡占了22个，这里同样是河南最落后的地区。8岁的孙明躺在医务室，没几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出去，拱起村后荒地上的“金字塔”。然后是他的妈妈，他说母亲死的那年，村里面一共埋掉了32个艾滋病人。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药物。由于比成人的抵抗力更弱，又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认为无法过完童年。发病一年后，何新的免疫力指标CD4细胞含量，就从正常人的每微升个，锐减到11个，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发病晚期。转折来自年，美国克林顿基金会向中国捐赠了两百人份的儿童抗病毒药物，上蔡获得了其中的86份。何新和孙明成了第一批获得药物的孩子，陈晓则在之后加入了他们。与另外两个人不同，这次转折还成就了何新人生中最梦幻的经历。年9月8日，作为艾滋感染儿童的代表，他和另外七个孩子来到郑州，见到了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侧脸出现在《新闻联播》上。十年来，每天定时定量服药，艾滋病毒被一直控制在潜伏期，虽然不知道何时会给他们迎面一击，但至少现在，有惊无险。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村庄里，灾难的气味寡淡了下来。防治艾滋病的标语被化肥广告取代，电线杆上也不再是血红的大字“出租灵车水晶棺”，取而代之的，是每根电线杆上一个“囍”字。那是迎亲的队伍经过的路线，表明一场热闹的婚礼在不久前刚刚举行。那些本来以为没多少机会发生的，少年人的爱情、青年人的婚姻、养儿育女，却像一路上的“囍”字一样，一个接一个在他们意外延长的生命线上涌了出来，充满烟火气。
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名30多岁的男子去世时留下3个孩子。（卢广/图）
2爱情，“？”服用抗病毒药物四年后，孙明遇见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同样是感染者。相识的时候，他读初一，女生读初三，他们是同乡。但两个人在一起，却是数年之后。结识之后没多久，孙明的病情出现反复，艾滋感染的并发症让他出现了严重的抽风，脖子扭到一边怎么也转不过来，虽然滑稽但却痛苦万分。他离开了学校，病情却绵延了数年之久，一度出现了脑萎缩，被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不知道怎么又好了。”如今，孙明笑得挺无所谓。等病毒重新安静下来，脖子也正常了，孙明决定搏一搏，试试另一种好运，他把头发染成金黄，刘海遮住眼角，有杀马特的豪气，他找到了女孩。“我们同村几个人和她一起在工厂打工，她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孙明的眼里依然有狡黠的闪光。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坦途。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让少年何新感受到爱情的女孩，是一个非感染者。“那时是初三，我们是同班同学。”在药物将病毒控制之后，如何新一般的“艾滋儿童”大多回到了学校。像一滴水融进河流，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感染者身份。在远离村庄的中学，何新度过了三年住读生活。上过《新闻联播》的光环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每天偷偷地服药，小心翼翼又得心应手，若是被撞个正着，他就说这是胃药，自己得的是胃病。这一份早熟的小心，与其说是源于恐惧，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我想和健康人一样，一样地生活。”可能在郑州之行后，何新就立下了这样的愿望。他几乎成功了。他有了健康人的朋友圈，他的笑容和善，和谁都玩得来。初一到初三，无波无澜，但临到最后，却像许多蹩脚的校园故事一样，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好像也不讨厌他。“她学习很好，在全年级也能排上十几名吧。老师安排她坐在第一排，下课了她就来教室后面找我聊天。”这样的情节虽然俗套，少年何新却无法像俗套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游刃有余。他只是不知所措起来。后来，毕业之前，女孩发给他一条短信，在历数了他们共同认识的一对异性朋友谈起恋爱的八卦事件后，女孩忍不住发给他一个“？”号。“我根本不敢想。”被幸福的闪电击中后，何新说当时自己思考得清清楚楚，“她不知道我有这病”。于是，少年何新严肃地拒绝了女孩，告诉她，自己以学习为重，不想耽误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傻气的借口，因为他的学习实在是不好。然后便是许多年过去了，女孩结婚，邀请他去参加婚礼，何新没去。这是这些艾滋儿童的尴尬之处。在人生的一开头，他们便被这个社会最恐惧又最不愿宣之于口的疾病缠住了，阴影之下，他们没有选择，又或者他们的选择只能无疾而终。爱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儿。孙明的恋情同样惨淡收场。和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他想他们能结婚。女孩不愿意，她说自己还年轻，不想这么早结婚。孙明不这么想，他毅然分手了。“我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21岁的孙明这么说的时候，显得有点气势汹汹，少年老成。他的语气果决，理直气壮，声音却又低了下去，“结婚和谈恋爱不一样的。结婚了，我发了病，她会照顾我，她发病了，我也会照顾她。”
很多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的关心还停留在字面上，而艾滋病感染者们自己的需求其实并不比正常人少。（CFP/图）
3“找个感染者，互相不嫌弃”“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没想到婚姻介绍也成了我们的服务范围。”十四年后，杜聪说，这是之前没想到的事情。年，杜聪第一次到上蔡，看到了太多的生死。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创办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全心投入救助。克林顿基金会捐赠的儿童抗病毒药物，就是杜聪最成功的游说成果之一。原本，智行的工作重点是医疗救助和助学，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学费补助和生活补贴。但十年后，家长们却找来了，希望帮忙解决孩子的终身大事。这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男孩，长大后娶了一个非感染的健康人为妻，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从没告诉妻子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他不敢说，越拖越不敢。每一年，他都带妻子去体检，然后让防疫站的熟人偷偷给她验血。另一个感染的女孩，成天宅在家里网聊，最后离家出走和网友见面，她告诉男孩自己有艾滋病，对方依然向她求了婚。也有家庭凑了几万元，为孩子买下“柬埔寨新娘”。这往往沦为互相欺骗。他们没有告诉女人未来丈夫的病情，柬埔寨新娘也在收足钱财的一年后逃之夭夭。那些条件不好的感染儿童，长大后，则彻底无人问津。在当地，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孩，18岁了，他的父亲因为艾滋病去世，母亲脑瘫，他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男孩问智行的工作人员，“我这样能够结婚吗？”人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孙明的父亲是众多求助家长中的一位。他曾以为他的儿子活不了多久，如今，他有着幸福的烦恼，“儿子这么大了，娶不到媳妇，自己也丢人。”当年，妻子死后，他娶了一个同样因艾滋病而丧偶的感染者为妻，而他自己，却并非感染者。这都是为了儿子，他想，她也是艾滋病，才不会歧视小孩。这构成了孙明的父亲寻找儿媳的条件之一，“也要找一个感染者，那样互相不嫌弃”。同样拜托智行帮忙的还有陈晓的母亲。陈晓的婚事已经黄了两次。第一次，陈晓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告诉了女朋友和她的家人，婚事便在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中成为泡影。第二次，陈晓找到一个同为感染者的女孩，连吹拉弹唱的婚庆队伍都定好了，女方家人却将彩礼钱提到十万元，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艾滋儿童长大了想找对象，是挺难的。”和非感染者在一起的机率微乎其微，而在感染者的群体内，人数有限，男多女少，也不容易。杜聪说，智行现在有意识地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原本一年最大的活动日是“六一”儿童节，现在则挪到了春节期间，那时，正是青年人纷纷回乡的时候。智行上蔡办公室为孙明牵线了未来的妻子，一位安徽姑娘。女孩也是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完全符合孙父的要求。在第一次见面两个月后，两个人就定了亲。这是通过智行介绍而成的第二十六对。年轻人自己也在努力，他们有一个QQ群，里面都是未婚的男女感染者，孙明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将群名取为“异性相吸”。QQ群建立一年后，里面的女生全都结了婚。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的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参与帮忙的，还有县防疫站的医生，十年来，他们每个月负责给这些艾滋儿童发一次药，每三个月做一次定期体检。每个医生手中都有各自负责的孩子，医生们也不介意当一当红娘。陈晓的新婚妻子，便是防疫站的医生介绍的。女孩也是感染者，来自不同的乡。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县防疫站，而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则是一起来体检。
（图：艾滋病是一道束缚，但这并不妨碍感染者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4“他们没有认命”“我本来不打算结婚的。”初中毕业后，何新在技校学了两年汽车修理，然后北上郑州。一开始，他跟着自己的堂哥做生意，两年后，他便单干，将父母为自己存的结婚钱，都投到轮胎生意里。15万，在上蔡乡下，这意味着一栋独栋的婚房。但生意却没有想象中好，做了一年多，还赔了好几万。晚上，他开始无法安眠。一想到父母是如何存下这笔钱的——艾滋感染者不能做重活，他的父母，却天天在砖厂搬砖——他就觉得愧疚。所谓恋爱、结婚，在他看来就只是给家里增添新的负担。但父母却不这么想，老是旁敲侧击，“谁谁谁又结婚了”。何新终于磨不过，答应和介绍的对象见一面。女孩也是感染者，但她和陈晓一样，是输血感染的。第一次见面，何新才知道，女孩非常忌讳被提到“病”“艾滋病”这样的字眼，说了她就要生气伤心。后来他明白了，因为她是意外染上病的，整个家族也就她一个，她的不甘和愤怒，都变成了自卑。“只要努力，我们可以比健康人过得更好。”何新这么说，这也是他真的相信的东西。三个月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对孙明的父亲来说，证明自己的孩子不比健康人差的方式，是一场热闹的婚礼。他摆了二十多桌酒席，请了所有的邻里亲朋，差点把自己的儿子喝醉了。那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村里面所有艾滋儿童中，第一个结婚的。其他感染者羡慕地对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你儿子竟然结婚了。一年后，这种快乐迎来了新的高峰——当邻居们使劲地夸他的孙女又白又胖时。“生下小孩，可能最高兴的是小孩的祖辈，他们本来以为自己会断子绝孙。”杜聪说。通过目前的母婴阻断技术，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将病毒传染给婴儿的几率，只有1%-2%。按照检测的程序，孩子出生后，进行两次最重要的艾滋病抗体检测，分别是刚出生时采集足跟血，以及一岁半时的第二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代表她不会被这种可怕的疾病羁绊一生。孙明的父亲已经想好了，若是检测出来没有病，他就让他们再给他生个孙子。有了女儿后，孙明的压力大了很多，一罐奶粉两百多，他要挣奶粉钱。他是挖掘机司机，现在每天跑三个工地。他不再轻易地说“过一天算一天”，他遵守了结婚前的承诺，开始注意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他不再经常去陈晓的烧烤摊了，下了班，他就回家。陈晓在烧烤摊打工，每天要串上无数串的羊肉串、鱿鱼和菌子。结婚一个月后，他开始计划以后开一个自己的烧烤店。何新的生意还在亏损，现在，他的计划里多了一个人，他不得不考虑开源节流。他自学了烤鱿鱼，在电动车上焊了烤架，决定以后每天晚上去城中村赚点家用。童年时的那次经历，让他喜欢上了省城，他想在这里留下来。但遗憾的是，他已记不清，那座他在里面见到克林顿的酒店，到底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这些“艾滋儿童”的生命还能延长多久，已经延长了十年，可能还会延长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当然也可能戛然而止。他们试图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但相比他们的心愿，他们的时间，却确乎显得急迫。杜聪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命，没有放弃自己。”年3月31日，女儿生下一个月后，孙明收到了河南省新生儿疾病检查中心的短信：“您的孩子检查均为正常。”这是第一次检测，孙明开始等待一年半后的第二次。
（孙明、陈晓、何新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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