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这微小的民族
讲者：张念、朱洁树
时间：10月14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本文由陈丹王娅楠整理）
我们为什么在展览里自拍？看与见的区别是什么？
张念：哲学是低头思，我们今天是抬头看。低头思这部分有关主体、人的自我，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部分，而关于看的这部分是我们在现代知识和知识认识论里面非常匮缺的。事实上我们人人都会看，我们的眼睛是贪婪的。但是，我们看了越多越迷惑，而我们所看到的、能够看的都大于我们可见、可说的。Live
RAM——“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展览期间艺术家驻地项目公开招募▲《“无题”（3月5日）#1（”Untitled”（March5th）#1）》，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Gonzalez-Torres）
张念：我在看画，画在我眼底是一个物理学的投影，是通过眼睛生理的构造在眼底成像。但是我不在画中。现在很多人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这个展览里自拍，因为我们有要进入画中这样一种冲动，成为画一部分，因为画在我眼底时候是我们作为主题观察具有完整性。但是我要二次元，我要进入画中，我和画在一起，我自拍的时候可能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我们会对与自己不一样的身体感到迷惑？
张念：我们的身体是现代知识话语权利得以运作的一个构建和场域。艺术家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惑，这个迷惑是由人知识的局限造成的，为什么？如果异性恋是一个主流，一个男人和女人就应该相爱，这个是天生的，是逻辑前提，我们没有去怀疑。如果这个世界出现有一个社群，或者有一种身体，它仍然是身体，是人形的存在物，但是它不符合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身份主流认识的话，人就会产生迷惑。这个迷惑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前提性的规定。
实际上真正同性恋群体很多人是不喜欢出柜的。因为当身体作为一种权利和身份政治的时候，整个社会觉得这个团体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带有联合意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政治意味就发生了。作为集体他们就要呼吁自身的权利。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对同性恋来说，身份政治的问题好像就消解了，因为它纳入了国家权利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渠道里面。但是，对于身体迷失和欲望的迷失是不是就终结或者解决了呢？这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他们自身不愿意出柜，我觉得应该理解为，他们不愿意站在光亮，就是公共权利之下。一旦敞亮之后，正如福柯所说，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
▲《我们两个男孩互相依偎》，大卫·霍克尼（DavidHockney），,图片来自网络，由讲者提供。
朱洁树：这个是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作品，我们现在称英国为腐国，其实它在年才将同性恋非罪化。大卫?霍克尼现在生活在英国的乡下用iPad来画画，生活非常惬意。但是在60年代时，他去到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在英国生活有一定的压力。这件作品是他在英国创作，画面非常直白。他把两个男孩画的像两根冰棍一样，插在那里，两个人之间有手有嘴，嘴那边还写了一些字。
在社会、历史层面的身体特征如何定义我们？完全按照关于身体的“知识”来划分“个体性”会有什么后果？
张念：身体是什么？它不单纯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同时是社会历史的，更加重要是心理和欲望性的存在。
我们通过对身体本身这个主权疆域，或者权利运作这样一个构建和场域，让我们重新反过来考虑主体的位置在哪里。既然是发生在我的身体之上，那和我肤色有关系吗？和我愿意跟男人睡觉，还是跟女人睡觉有关系吗？和我愿意不愿意生孩子有关系吗？和愿意不愿意买房有关系吗？当我们人在自我定义、形成个体性概念的时候，它的基础和它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人类这样一个大写的词，它是借启蒙之前古典主义的历史学，因为在自然史和博物学里面，动植物是分类，但是人类（单独的人）是一个类存在的概念。
人类和自然物种的关系经由启蒙之后，人类就变成了整个世界和宇宙的中心，所有的知识和认识就围绕人的生命为中心，给我们的知识命名了。我们人作为一个物种，越是处于世界和宇宙的中心，我们就越是处于有限性和死亡的中心，越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焦虑。
按照肉身的边界来定义自我，会造成“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分裂，那么艺术家是如何突破这种边界的呢
▲《三联画（Triptych）》，年5月-6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图片来自网络，由讲者提供。
朱洁树：这个作品作者是20世纪非常厉害的一个具象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弗朗西斯培根画过六任同性恋人。在年有一部传记电影叫做《情迷画色》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演《》丹尼尔克雷格演绎了他的恋人，那个恋人叫做乔治戴尔。在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生涯逐渐变强的时候，戴尔的生活也逐渐越来越崩溃，年的时候，弗朗西斯培根继毕加索之后成为第一个在巴黎大皇宫做个人画展的画家，在开幕式的当天早上，戴尔被发现死在酒店隔壁房间马桶上面。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感觉到在那里呕吐，把整个生命逐渐倾泻而出的那种感觉。后来有艺术评论人也认为这是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哀歌，他需要画完这些作品，对生命过程有个逐渐的交代。
张念：比如说弗朗西斯·培根《三联画》非常有意思，我给学生看《三联画》的时候，他们懵掉了。我们那么喜欢看，可是给我们看的时候却懵掉了。我慢慢启发他们，这是一个人形的存在物。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把这样一堆东西把它认为是人形存在物？为什么人形存在物一定是拉斐尔和伦勃朗那样呢？人文主义以来，我们有这样一种固有的肉身完整性、完美的、成比例的人形存在物，慢慢到启蒙以后形成我们人道主义和主体中心这样一个形象的领域。
张念：我们是被话语和认识型所占有的身体，是结构性的，我们的主体被建构起来的。弗朗西斯·培根说人的身体首先是一堆肉，这个嘴就是在人的肉上挖的洞，如果这样画的话，我们看就会晕眩，不知道看的到底什么东西。我这种晕眩感是因为我既有的、有限的关于身体完整性、人形的、透视法的知识限定。“我”相信正常的、好的、幸福的生活，一定是爸爸妈妈，孩子，大房子，还有一只狗。“我”对幸福的这种想象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悲惨的。如果（艺术呈现的爱情）不是这样，“我”就看不出，就好像“我”看不出弗朗西斯·培根原来在看他的爱人。另外一点，弗朗西斯·培根把脑和骨骼去掉，把嘴的外部和内部同时呈现在你的面前。整体和局部，主体和中心，主体和外部——我们的理解力一般要做这样的区分，而当艺术家那里这些区分一件一件打破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了。
面对艺术家这样的突破，哲学家是怎么回应的呢？冈萨雷斯的作品如何启发了对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思考、如何挑战了社会对身体的认知？
张念：当代哲学家写了很多绘画和艺术的评论，他们不是说去解释这个画，而是努力通过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对象去找到新的认识论的图式公理，这个野心非常大。
我们生命从一种纯然的自然的状态必须要变成一个人形，必须要变成一个政治、权利的身体，我才能说你是人，你是主体，你是正常的，你该受到保护。所以说，他在认同你的情况下，他将它的权利运作背面的东西排斥了。实际上分成了该死的和该活的，合法的和不正当这样一种区分。我们回过去想，同性恋其实自己不愿意出柜，因为如果他进入了规定性权利格局之后，生命自然活力多元性就会被锁住了。而生命之所以甘之如饴，因为它一直没有和自然隔离过。因为你要想国家保护你，你首先要是一个公民，政治人，你得先脱一层皮，脱一层皮之后才说我可以保护你。
艾滋病病毒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慌。身体政治是说，我们现代权利对我们生命进行管理的时候，它依然还在规定有些东西是该死的，这是他的敌人。病毒变成了国家权利的敌人，你们携带了这个病毒，我们审判这个病毒，因为你们是病毒的载体，那么你们必然被社会排斥。这个情况就像纳粹，纳粹不是杀犹太人，没有把犹太人当作人在杀，而是在把他们当成垃圾和病毒在除掉。因为他们说要让民族血统更加纯粹，大地和血脉发扬光大下去。
▲《“无题”(我们不记得)（”Untitled”（WeDon’tRemember）》,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Gonzalez-Torres）。纸上用德语印刷：“WIRERINNENUNSNICHT”，意即我们不记得。图片为上海外滩美术馆展览现场。
张念：所以说在现代权利从君主权利进入到现代国家权利之后，主权背后它还在区分哪些该活，哪些该死，来自病毒的恐慌就成为现代国家主权一个新的敌人。它呈现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就是人群的对另外一个人群的恐惧，它进入了一个生物政治、生命政治的层面。冈萨雷斯的糖果山[注：指《“无题”（罗斯在洛杉矶的肖像）》]是生与死的循环，糖可以被拿走，也可以被补充。主权制造会规定谁该走，但是生命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敬重的力量，那就是还有死的能力。糖果山这个的作品，这是他对死亡哲学的思考。
▲《未完成的绘画（Unfinishedpainting）》，基斯·哈林（KeithHaring），图片来自网络，由讲者提供。
朱洁树：这个作品的艺术家是基斯·哈林，当时有一个英国诗人说：从来没有觉得有一个同性恋的社群，直到这个社群开始因为疾病侵袭逐渐消失了。基斯哈林本身在地铁做涂鸦艺术家，后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他也热忱的进入到HIV宣传活动。作为同性恋者，这种对活动参与有自己生命本能的原因在里面。这个作品上面的小人是涂鸦作品里非常重要一个符号。这个作品画在画布上，而且用油画画的，给人有一种正式的分量感。油彩都没有干，全部滴落下去，就这样戛然而止，就没有人画下去了。让人体会到艾滋病切实存在的可怕状况。）
张念：生命本身的规定性不是一个框定的，一个强制的，不是非常严密这样一个边界。它不是规定性。它是流动的，它是变化的，它是生成的，所以哈里那幅画是永远没有完成的。我们的生命实际全部都是一幅有待完成的画。在这个有待完成的画里面，我们从一个规定性认识里面进入一种过程性的哲学、有待生成的过程中。
张念：我们有三个脑，一个是艺术的脑，一个是哲学的脑，一个是科学脑。科学是要一个确定性认知的方式。艺术的脑告诉我们如何去感觉，不是我们在看画，而是我和画，我跳进去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污点，或者画中色彩的点，我成为画中一个点，一个线条，或者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我再来重新通过这样一种自拍的行为，我通过这样一个艺术作品，一种艺术感觉的行为和行动，我去成为这种感知体一个部分，所以是艺术交融一个感觉，而哲学是交融一个设想。
关于讲者
张念，学者，文化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著有《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女人的理想国》等。
朱洁树，艺术记者及编辑，工作于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持续白癜风治疗最新方法表皮转移因子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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