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银幕观看纪录片的体验非常稀少，上次在影院看纪录片是《我的诗篇》。整体上，全片由诗歌朗诵会与人物的生活交叉剪接而成。导演将诗歌作为纪录片的“主角”，而没有对这些工人的生活状态及其根源做出深入的挖掘，我的观感是诗歌大于人物，实际上，诗歌成为了诗化苦痛生活的浅薄工具。这部影片最遭人质疑的是摆拍过于严重，从纪录片的创作上去看，非常刻意和做作。而取材与此关联颇大。
对于纪录片，选择一个好的题材可谓成功了大半，陈为军便是一个善于寻觅题材的导演。陈为军曾经有部纪录片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于年潜入一个农家小院，以不同的时节为阶段，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一家五口人面对死亡的原态生活。这家中的丈夫叫马深义，妻子叫雷梅，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只有大女儿未患有艾滋病。在前一个小时左右，他详细记录了妻子雷梅的死亡过程，人从清醒到失去意识失去呼吸，联系到她对于生活和孩子的留恋与挂怀，让人唏嘘不已、不寒而栗；在接下来将近半小时的时间，他捕捉的是马深义带领着三个孩子的韧性生长，又让人暖彻心扉。陈为军选择这个题材，非常轻易地规避掉被拍摄者对镜头的不自然和恐惧，因为他们都面临更大的来自于死亡的恐惧与威胁。使得他的创作接近于“零度干涉”。
导演的新作《生门》亦是如此。这次，他将摄影机对向了孕妇的生产，记录了新生命诞生过程的荆途。被拍摄者因为忧虑与焦灼，即便面对摄影机仍会表现出最为真实的反应。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坚韧地迎向死亡，《生门》是艰辛地迎接新生，而这个过程仍然布满荆棘。这与《我的诗篇》不同，《我的诗篇》里的人物的痛苦被虚化为诗歌的浅淡背景，无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生门》，都聚焦于人们真实的痛苦和对抗痛苦而产生的喜悦。
《生门》选取了4位遭遇极端状况的产妇，她们都通过剖腹产诞下婴儿，又面临不同的险境。夏锦菊手术时大出血，经历两次心脏停止；陈小凤是一位危重症产妇，需要至少5万元手术费，丈夫只能拿出元，让治疗一度处于悬置；曾宪春迫于农村里陈腐的观念，要生出一个儿子而换上第三胎，因胎盘位置附着有误，导致子宫穿透，命悬一线；最后一位产妇李双双和家人听了优生科的建议，想通过引产拿掉可能患有先天病患的孩子，可是胎儿已有28周，算作一条生命，拿掉孩子违反有关法规。
影片采用了“剧情片”的方式对拍摄的素材做了剪辑，展示了夏锦菊惊险的手术全程、陈小凤丈夫的哥哥为了筹钱的四处奔走，以及李双双一家人面对“要不要生下孩子”的纠结挣扎。让顺利诞下生命的过程牵动人心，保持着时时刻刻的“悬念”。在此基础上，本片展示了现今贷款制度的冰冷、人面对未来命运和道德下的两难以及当下仍然存留的陈腐生育观念对女人的“绑架式折磨”，可以说，在本片中，导演试图透过四组产妇遭遇的困境对社会做了一次速描。
陈为军的这两部纪录片都描写了“生与死的牵连”。在《好死不如赖活着》有这样让观者心酸的一幕：病入膏肓的雷梅瘫睡于院落里的平板车上，此时的她骨瘦如柴、神志不清，身旁已飞有苍蝇，处于濒死的状态。另一边，马深义拉扯着孩子练习走路，充满活力与生机；在《生门》中，夏锦菊生下孩子后面临生死考验，只有摘除子宫才能保住性命，从医生尝试保住子宫到最终摘除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此时，导演将母亲的危机状况（死的考验）与孩子（生的活力）进行了多次的平行剪辑，以此彰显生育的艰辛与母亲的伟大。
有个成语叫“痛不欲生”，这部纪录片展现的则是“生（生育）所必须经历的痛”。从这部纪录片的内容看，片名《生门》可以有两种解释，家庭成员共同面对生育所需克服种种磨难——“生活之门”；母亲亲身经历生育时的真切痛苦——“生命之门”。家属因为不同原因所付出的艰辛、奔波和心理或道德上的折磨最终被堵在了手术室的门外，手术室的门是他们感受到的“生命之门”；而对于母亲，“生命之门”是她们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最为揪心的仍然是直接面临生死考验的母亲。在片尾花絮中，有产妇说，女人生下孩子后会完全变作一个人，而男人却没有这样的觉悟；夏锦菊面对采访时说，不敢看这部纪录片，不敢再次面对黑暗的时刻。
观看这部纪录片，我最大的感受是，母亲为诞生婴儿所付出的苦痛、婴儿来到世上的啼哭、婴儿额头上贴的标签，甚至是观众面对银幕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共同点缀成了属于母亲的苦难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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