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HIV病毒被发现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患者守在研究所门口。那时人们觉得发现了病毒，很快就能研究出疫苗，但人类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艾滋病的研究前景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可能，其结果不取决于科学家，而取决于政治家。乐观的看法是，各国领导人继续加大在艾滋病研究和防治的投入，科学家迟早能研制出艾滋病疫苗，结束这场全球灾难；悲观的看法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政治家们减少拨款，艾滋病患者无法获得及时治疗，疾病重新在全球范围大肆传播。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马肃平发自上海
清晨的阳光透过酒店的窗帘，光束直白热情，笼罩在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oiseBarré-Sinous-si）头上，让她显得愈发迷人。
这位68岁银白头发的法国女人是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国际艾滋病协会前主席。
年，她和同事吕克·蒙塔尼一起发现了艾滋病的致病病毒HIV。一年后，她受邀医院访问。演讲结束后，一位医生找到她：“您愿意去重症监护室看看吗？一位艾滋病人想要见您。他最多也只有几小时的生命。”
她见了这位垂死的病人：30岁不到的小伙子看上去就像个70多岁的老头，皮包骨头，呼吸困难，听他说话相当费劲。她回忆道：“但通过微微张合的嘴唇，我看到他对我说了声‘谢谢’。”
她有些吃惊：“你为什么要谢我？”？
病人握着她的手，艰难地吐出了六个词：“Notforme，fortheothers。”（不是为我，是为其他人）几小时后，病人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西诺西37岁。“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感觉他在握着我的手。”她悄悄拭了拭眼角，声音有些颤抖：“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作为科学家，我要对这些病人负责。”？？
奇迹出现了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的？
西诺西：年底，法国临床医生威利·罗森鲍姆联系了我所在的巴斯德研究所，说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他问我们是否能帮忙找到致病元凶。这种奇怪的疾病就是日后所说的艾滋病。罗森鲍姆是法国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医生，当时整个法国约有50例出现艾滋病症状的病人。
南方周末：当时有学者猜测，这种神秘疾病可能是由逆转录病毒HTLV1导致的。你是否也这么认为？
西诺西：临床医生的确存在这样的困惑。罗森鲍姆打来“你们觉得是HTLV1导致了艾滋病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由HTLV所导致的T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是T淋巴细胞不受控制的增生并伴随分化障碍以及功能缺陷。而在罗森鲍姆的描述中，恰恰相反，患者的淋巴细胞数量在不断减少。
南方周末：艾滋病毒被发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西诺西：关键是找到处于疾病初期的患者。只有在病毒处于复制活跃期时才有可能分离并鉴定出病毒。因此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疾病初期的患者身上。恰好这时罗森鲍姆告诉我们，他那儿有一名艾滋病无症状感染期的年轻患者，患者的颈根部出现了肿大的淋巴结。在征得这名患者的同意后，淋巴结被取下，其中一块被送往巴斯德研究所进行活检。
南方周末：细胞培养开始后，你观察到了什么？
西诺西：按照通常的做法，如果想在培养基中发现HTLV的踪迹，需要等一两个月，但我们没有将培养物放置数周，而是每隔一两天就观察一次细胞生长情况。经过两周的努力，我们果然在培养基中发现了逆转录酶的踪迹。然而，情况却出现了异常——培养基中的细胞开始大量死亡。这是难以解释的。假如这种病毒是HTLV“亲戚”的话，它应当会引起细胞大量异常增生，而不是相反。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不同于HTLV的全新病毒，它是通过导致T淋巴细胞大量死亡来引发疾病的。为了证实这一想法，一位同事飞奔到研究所对面的血库，索取了健康献血者的血液。我们从血液中分离出淋巴细胞，将其放入了含有病毒的培养液中。这时奇迹出现了——细胞开始大量增生，培养基中逆转录酶的含量急剧上升，随后又是细胞的死亡。我们确认，正是这种未知的病毒导致了细胞的大量死亡。
研究的动力来自病人南方周末：年，你以第一作者身份将新发现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不少人据此认为艾滋病疫苗很快就会被研制出来，为什么人类到今天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西诺西：现在看来，包括我在内，当时科学家太“天真”了。我们都觉得，既然艾滋病病毒都被分离出来，疫苗研制不是什么难事。那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并不深，艾滋病一度被称为“4H”病，因为科学家认为疾病只会在四类特定的人群中传播——同性恋者（Homosexual）、血友病患者（Hemophiliac）、注射海洛因者（HeroineHuman）和海地人（Haitian）。直到年，通过在非洲的调查，我们才发现忽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途径——异性传播（HeterosexualInfection）。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出言谨慎，不应该给患者带去不切实际的幻想。
南方周末：病毒发现后，您是否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
西诺西：我想过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但我没想到艾滋病会成为一场全球灾难，成为20世纪最大的一场瘟疫并延续至今。病毒发现后，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患者来到巴黎，守在巴斯德研究所门口，仅仅是为了看一眼我们这些研究者。他们觉得离研究所越近，就会多一份得到治疗的希望。他们中的很多人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有的人身无分文，全部的行李只是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甚至还有病人问我：“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我始终没法忘记旧金山那位病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谢谢”的那一幕。在这之后，我和艾滋病人们走得更近了。我和不少病人成为了好朋友，但很遗憾，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
南方周末：从这些艾滋病患者的身上，您得到了坚持研究的动力？
西诺西：是的，我的动力来自这些病人，尤其是当我在年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后。那里的景象简直让我震惊——艾滋病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药房是空的，医生人数很少，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着病人的手，抚慰病人安静地离开人世。见到这种场景，你就会觉得，你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压力很大。作为一名病毒学家，你深知科学发现和研究需要时间，不应让病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多病人都很年轻，他们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这些病人离世所激起的伤感让你不断地告诉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此，科学家和普通人这两重身份的叠加让我感到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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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落里的思想，即以生，何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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