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不朽的园丁》的人，都会记得开场镜头中怀孕的女主人公泰莎去的那个沿着铁路而建的贫民区：铁皮木片泥土的棚屋，窄窄土街上的堆积的垃圾，赤脚在土路上奔跑或踢球的孩子，裹着色彩鲜艳的花布头顶水桶的女人们，缓慢穿过人群的火车，精心打扮过的匆匆忙忙前去上班的人。这个贫民区，就像另一部电影《上帝之城》中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一样，因电影而著名，它是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
今年八月的东非之行，主要节目是去坦桑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原本在内罗毕只是过境，但最终决定停留一天，因为想去参观基贝拉。为什么？不是为了探险猎奇，更不是因为曾经喜欢那部电影。想去基贝拉，一方面想看看它和我们所熟悉的约堡开普敦的贫民区有何区别，是否同样拥有人口密集的居住区里的那种能量；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两个孩子重新温习他们住在南非时就曾熟悉的另一种生活，让他们不要忘记，安逸的伦敦不是世界的全部。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自己贸然前去，那是无知的无畏，幸亏有朋友曾在内罗毕住过，推荐了一位从小在基贝拉长大的可靠的导游。
埃利斯特一清早到宾馆里来接我们，一辆打着补丁的老车等在外面。车辆进停车场要打开后车厢接受检查，住客和访客进出宾馆也要先经过一道安检门，这是在肯尼亚青年党（Al-Shabaab）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之后，宾馆等公共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埃利斯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我先生把肩上挎着的大相机送回房间，说可以带一个小相机，但必须放在包里，他会告诉我们能拿出来拍照的安全地点。记起来了，有一位摄影师朋友去年前往基贝拉拍照，大相机是用铁链子挂在裤腰上的。我们先去参观了内罗毕的国家博物馆（这是我们每到一个新城市都必修的功课），然后来到基贝拉外。埃利斯特打发了司机，问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下面几个小时徒步的准备。一位名叫艾曼蒂的年轻女人来和我们同行，埃利斯特解释说他的旅游公司刚刚成立，正在培训人手，艾曼蒂正在接受培训。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两人陪我们四个人，会更安全。看到埃利斯特如此谨慎，突然心里有些发怵，带着孩子去基贝拉，是不是明智的决定？
如同南非的约堡或开普敦，非洲大都市的别墅区和贫民区虽然天壤之别，但必定如唇齿相依，贫民区为别墅区派送源源不断的保姆佣人和园丁，内罗毕也不例外，上百个贫民区点缀着这个城市。据说贫民区的面积占内罗毕整个面积的百分之六，但生活在贫民区里的人口大约占整个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这些贫民区中，人口最密集的是基贝拉，方圆只有二点五平方公里，却有八十到一百万人在这里生活。
基贝拉最早的居民是来自肯尼亚苏丹边境的努比亚人，他们大多是穆斯林，一百多年前来到这里落户，在努比亚语中，基贝拉是“森林”之意。所以，如今这些棚屋的业主们，大都是努比亚人的后代，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住户是租客，许多来自肯尼亚的边远部落，到内罗毕来谋生的打工者。这里最典型的屋子是简陋的泥巴铁皮棚，土墙铁皮屋顶铁皮门，有时会搭上几块木板，每间屋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常常是一家租住，地上床上，最多能住到八个人。
基贝拉虽然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却一直属于非正式住宅区，从未被纳入政府的供水供电污水垃圾处理系统，所以，人口如此密集的居住环境，其脏乱程度超出平常人的想象力，相比之下，南非的贫民区简直就是豪宅了。这里基本上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到处都是垃圾，一股熏人的臭味，最流行的如厕方式是“飞厕“，也就是在塑料口袋里解决问题，然后扔到屋外。多年来，一些国际公益机构试图改善这里的居住环境，从去年开始，政府才有所举措，将一条中心大路修成柏油路，也新建了一些公共厕所（平均下来，差不多五十个棚屋有一间公用厕所）、增加了几个用集装箱改建的移动诊所和警察站点，一部分地区接通了路灯，有些地方还有无线网络。供水也是最近才有的事，以前这里的居民都需要到内罗毕水库去取水，因湖水没有经过处理，所以，容易引起伤寒霍乱之类的传染病。现在通往基贝拉的有两条供水管道，居民们到供水点去排队买水，如果是干旱季节，也常有供水不足的情况。
基贝拉的硬件是名副其实的脏乱差，这里的居民们生活在贫困线上，虽然如此，街头巷尾，却感觉不到一丝抱怨、愤恨或抑郁。这里有一种让人羡慕的社区精神，一种家长里短都在咫尺之内的亲切感，一种让人振奋的忙忙碌碌，这里的人都是腰板挺直地在走路，漂漂亮亮地打扮，自然而然有一种自尊和自豪。
埃利斯特说，基贝拉失业率极高，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工作。有工作的人出去上班，留在家里的那些“待业”人口并不闲着。这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坑坑洼洼的黄土小路边，到处都有人在做事情，在买卖东西，杂货店、建材店、塑料用品商店、包治百病的药店，还有烤玉米、烤红薯、烤鸡爪子的烧烤摊子。各路生意应有尽有。店面最多的是理发店和服装店，男士的剃头剃须店，女士的发廊，店外店内画着各种装饰画，夸张的电影明星蓦然回首的姿态。还有卖衣服卖鞋子的小店和小摊，基本上都是旧衣服，欧洲人一包包捐献到各个公益机构柜子里的衣服，到这里找到了目的地。但这些旧衣服绝对不是凌乱的，店主摊主们都有自己的专长，衬衫、牛仔裤、童装、女装、内衣、童鞋、女鞋、男鞋等等，类别分得非常细。质量上乘的西装外套等被熨烫得整齐服帖，用衣架撑好挂着卖，质量好一些的皮鞋被擦得锃亮，整整齐齐地摆着。艾曼蒂说，在那个巨大的旧衣集市上，她和朋友一起摆了个卖童装的小摊子，她们按公斤将旧童装买进，二十五美元四十公斤。我们在旧衣市场摊子和摊子之间窄窄的通道中穿行，阳光完全被挡在摊子的遮阳篷之外，我突然想到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的那句描写荷叶“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的话，用来描绘这非洲贫民窟里的挤挤挨挨的旧衣摊，竟也合适，当然，我们是走在“荷叶”下面的。
这里的小店小摊，是没有章法的，例如，一条堆满垃圾的小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店，店面就是一个装着铁栏杆的窗口，里面卖着各种蔬菜：西红柿、洋葱、土豆、香蕉、芹菜。还有一个窄小的窗口前，许多人拥挤着，却不见任何买卖的东西，埃利斯特说那是当地的“银行”，提供用手机转账汇款的服务，许多人从遥远的角落来到内罗毕打工，要把钱汇回家里去。还有许多的小摊子上在出售石头，阿曼蒂说，那是专门卖给孕妇吃的，因为石头中有矿物质，所以，大家都相信吃石头对胎儿有好处。她还说自己怀孕时，就啃了九个月的石头。我问是不是碾成粉末后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吃，她连连摇头，说就这么啃着吃，一天能啃完一块。最出人意外的是我们看到的在铁路沿线摆着的两家书摊，卖的是托福、GRE教材，还有中学物理、数学、化学等各门功课的教辅，每一本书都是用塑料纸仔细地包裹着，摊子的主人说，这些书可流行了，能从这个贫民窟中走出去，去上大学，那可是最值得骄傲的事。
当然，许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孩子们突然兴奋起来，原来是看到一条喜羊羊美羊羊的毯子。也有一些引起我的童年记忆，例如卖木炭的，一小罐一小罐整整齐齐地摆着，让我想到小时候在上海用煤球煤饼的日子。再如，卖零食的，糖果可以论粒卖，大包的薯条或花生被分装成十几个小包，每小包只有一把，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那些烟杂店，一分钱可以买两粒话梅，或可买一小包萝卜丝一小包盐津枣。那些口袋里只有一分钱，嘴巴却又馋极的日子！物质的贫乏，让你更能欣赏仅有的那一点点东西，每一粒糖都可以是意外的惊喜，都能带来由衷的快乐。这种惊喜和快乐，是在物质充裕的西方社会长大的孩子们体会不到的。
埃利斯特知道我们想去参观一些公益机构，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一家艾滋病孤儿学校，KiguluHIVAIDSOrphanHouse。整个孤儿学校的占地面积只有一百平米左右，两层楼的房子，用铁皮和脚手架搭建，上下共八个教室，还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办公室。院子是泥土的地，有一些简单的可供小孩子们攀爬的游乐设备，一个攀登架，一个滑梯，再有就是一个储水桶。教室里是水泥地，墙上贴着小朋友的画或手工，有的贴着字母表和乘法口诀表。楼梯、墙壁、游乐设备教室的门等都被漆成五颜六色，有一扇门上画着英国的景观，红色的电话亭、英格兰橄榄球队的徽标——大红的玫瑰和十字旗、巨石阵、黑色的出租汽车。从二楼看出去，学校外是一大片土黄色的矮棚屋顶，这个孤儿学校就越加显得色彩斑斓了。
孤儿院的负责人介绍说，来这里上学的，有六十多位3到14岁之间的孩子，都是艾滋病的受害者，父母可能死于或身患艾滋病，他们中的许多自己也携带艾滋病病毒。这个孤儿院成立于年，经费全部依靠捐款。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是志愿者。和我家小姑子在开普敦建立的那家EtafeniDayCareCentre相比，这里要窄小简陋破旧得多，然而，小朋友们却没大区别，见到外人来，都格外兴奋起来，纷纷围过来，伸出小手或是来个highfive,或是握手，有两个勇敢的，就拉着我女儿的手不放了，调皮地和我儿子一起爬上攀登架，灿烂的笑脸，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咯咯的笑声。在不饥不寒的情况下（虽然饭菜不一定可口，虽然衣服不一定合身），学校孩子们的声音，在南非、中国、英国、肯尼亚，几乎没有区别。
从孤儿学校出来，正好是放学的时间，坑坑洼洼满是垃圾的黄土小巷中，出现了许多背着书包穿着土黄色校服的孩子们，更多的highfive,更多的握手，更多的hello和你好。我们已经在基贝拉逛了四个多小时。突然意识到，在这大半天里，没有一个小朋友伸手要钱、要笔或者是要糖果的。
基贝拉的那几个小时，真是一场让人谦卑的经历，希望孩子看到了，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在那样的贫困线上，依然可以积极地阳光地面对生活。快乐，可以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本文刊年12月25日《文汇报·笔会》
摄影：FrancisGe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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